影片聚焦的矛盾是極端個人主義與極端集體主義之間的激烈碰撞。最大的爭議點在于，作為一個「母體」空間，我們該把階梯教室里《正發(fā)生》的悲劇視為個體性悲劇，還是當作集體性悲劇。如何認定？誰來認定？教授的「標準」答案是其中一個尺度，女主和她的同學分別給出了兩種同等殘酷的標準：愛情的特殊普遍性，即「階級」躍遷，和做愛的普遍特殊性，即「掛科」勸退。幸與不幸，在「大部分醫(yī)生都反對墮胎」的年代，女主坐在了「政治」正確的對立面，并于當下成為了「政治」正確的代言人。顯然，這個引起生理和心理嚴重不適的決定她是在理性加持的非理性狀態(tài)下作出的，即在愛情語境下將政治的文學性與文學的政治性統(tǒng)一了起來。為此，對于「反復」做愛的人而言，這是痛并快樂的「清除」手術；對于懷孕的人來說，這是需要承擔風險和獨自承受痛苦的「分娩」過程。